1982年4月26日，北京怀柔县3名女教师无端遭到几位村民辱骂，并被围攻殴打近20分钟。此事经媒体报道后，在全社会掀起了一场关于教师社会地位的大讨论。 

　　“臭老九！”“烫头发！不要脸！”“打她们！”“打得不青不红就没事！”

　　1982年4月26日傍晚，北京市怀柔县黄坎公社露天电影放映场，天色微暗。

　　于学荣、范秋兰、刘凤珍，3位20岁出头的黄坎公社吉寺小学女教师，无端遭到几位村民辱骂，并被围攻殴打近20分钟，现场围观群众达二三百人。当夜12点左右，吉寺小学又遭砖头、石块袭击，六七块玻璃被砸碎。教师们惶恐不安，学校被迫停课。

　　这起事件，日后出现在众多教育史料中，被称为“怀柔打教师事件”。

　　两个月后，该事件被媒体报道，触动了在“文革”中被压抑多年的教师群体的敏感神经。在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恢复与发展，在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高潮期，各地教师纷纷就此事件表达激愤，更多教师权益受损事件浮出水面，一场关于教师地位的社会讨论由此兴起。

　　如今，尊师重教已经成为社会风气，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深入民心，教师正成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。回首那段往事，一些人对知识与科学的愚昧和冷漠，对包括教师在内的知识分子的蔑视和伤害，已难以被人们理解。

　　从来没有忘记

　　2009年盛夏，北京市怀柔区一个社区居委会，当年的被打教师于学荣接受了记者的采访。27年过去了，她已离开教师岗位13年。她当年的同事刘凤珍已不在人世；范秋兰仍在怀柔一所小学教书，对于那段往事，坚决不愿再提起。谈起同意接受采访的理由，于学荣说，对于当初转行的决定，她如今有些后悔，如果能让更多人感受到在今天做教师的幸福，也算弥补自己的一些遗憾。

　　采访中，于学荣将“怀柔打教师事件”称为“那件事”，这种叫法一直持续到采访结束。她告诉记者，这么多年来，“那件事”她从没有主动向身边人甚至丈夫和女儿提起，她也再没有回吉寺小学一次。现在，除了天气阴沉、情绪激动时，“那件事”后落下的老病根儿——腿痛会发作，她觉得那好像是上辈子发生的事情了。然而，回忆起被打的经过，于学荣音调提高、语速加快、神情愤怒，讲到激动处，她低头自语：“其实，有些事从来没有忘记。”

　　1982年，于学荣21岁。“那个年代，教师可不像现在这样有地位。‘先工商，后财贸，哪儿也不要去学校。’当教师待遇低、工作累，还让人看不起，连对象都不好找。有的领导干部对教师说，你要好好干，干好了让你去做售货员。”于学荣说。但于学荣从小就想做一名教师。1978年，高中毕业后于学荣不顾劝阻，做了一名“没前途”的小学教师。

　　吉寺小学距于学荣在县城的家有35公里，地处山区，交通困难。她两周才能回一次家，平时住在山脚下的红砖宿舍里，食宿条件很差。但面对着自己喜欢的学生，于学荣没有埋怨过环境的艰苦。只是随着教书的日子越来越长，她开始感到苦恼：虽然“文革”结束了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一再强调要重视教育、尊重教师，但当地一些村民还是觉得上学没用，教师就是“臭老九”。“我们在校外经常被村民辱骂，有时走在从县城返校的山路上，一些年轻社员还会向我们扔石块、吐痰，有的高年级学生也语言污秽，学校窗户经常被砸。”这成了于学荣的心病。

　　与于学荣一同被打的教师刘凤珍、范秋兰也来自外乡，有着与于学荣相同的烦恼。为了安全起见，3人经常结伴而行，并多次向学校反映情况，但学校把情况向公社反映后就没了回音。于学荣说，被打那天，因为学校安排了几位男教师相陪，她们才第一次敢去公社看电影。

　　在去放映场的路上，于学荣等人遭到社员王桂义等人的无端辱骂，直到放映场仍骂不绝口。随着看电影的人越聚越多，一些村民开始跟随王桂义及其父王兴宽等人起哄并推搡3位女教师。不一会儿，几百名村民就将她们围了起来。“我们叫啊，喊啊，但是被围得紧紧的。有人用拳头打，有人用脚踹，有人用手电筒、打火机晃我们的眼睛，还有人把烧着的火柴往我们身上扔。男教师被挤在人群外，根本冲不进来。我当时只觉得眼前有很多人头在晃，晕晕地，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”于学荣气愤地回忆。被打近20分钟后，男教师和一些社员冲出一条路，才把她们救了出来。于学荣昏迷了四五天才醒来，浑身抽搐，下肢不能站立，神志不清，见到生人就害怕。另两位被打女教师的情况也与她差不多。

　　事件发生当夜，吉寺小学校长王存德到大队给中心小学打电话反映情况。情况反映上去后，县里派人来调查，大多数大队干部都不太配合。被打伤的教师也只被安排在公社卫生院检查了一下便回家养伤了，直到40多天后才被送往县医院治疗。

　　怀柔县公安局对这一事件的性质也有不同看法。事件发生10多天后，县公安局才派人下去调查，得出的结论是：3名女教师内脏和四肢正常，血压不高，说王兴宽等打人证据不足。在县教育局的坚持下，县公安局才在事件发生40多天后将主要肇事者拘留，但15天后就将其释放，村民对此议论纷纷。直到事件发生两个月后，媒体对此事大力报道，事情才有了转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