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中国成立以来，虽然国家一直强调高中教育教学具有双重任务：为高校输送合格新生，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劳动者。但实际上，由于多种原因，高中教学成了“大学预备校”，高考升学率成了普通高中主要甚至唯一的评价标准。这种“片面追求升学率”的倾向，使基础教育从高中到初中、小学，甚至幼儿园，都出现了严重扭曲。

　　1983年，时任国家教委主任何东昌提出，高中教学应该有自己的评价目标和手段。

　　1984年时，正值我担任教育部学生司副司长。当时我们学生司与《人民教育》杂志，围绕如何减轻高考对于高中教育冲击，联合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论。讨论统一了全国对于改革高中教学评价的认识。虽然当时安徽、黑龙江、浙江三省已经实行高考会考试验，但因统考基本都是县级统考，出卷、阅卷等缺乏规范性，结果不足以客观评价和监测高中实际的教学状况，必须寻找一种全新的高考会考模式才能达到教学评价的目标。

　　1985年，在教育部的倡导下，上海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全市范围的高中毕业会考试验，上海市教委实行统一命题、统一考试和统一评卷。这样，上海在高考升学率之外，又有了一套客观检测全市普通高中教学水平的评价体系。

　　但出人意料的是，“上海试验”的当年就引发了很大争议。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。争议的第一个问题是：高中9门功课全部参加会考后，哪些科目还要参加高考？当时有的高校想考中文，有的想考英文，也有的建议文理科都考语、数、外，其他6门功课只考与文理科相关的科目。

　　争议的第二个问题是：会考成绩如何作为高考参考？有的提议“硬挂钩”，即将学生会考成绩直接按百分比方式计入高考成绩。但这种提议立即遭到反对，反对意见者认为，如果这样做，相当于把一次高考变成了两次，就会大大增加学生压力。还有人提议“软挂钩”，将学生会考成绩记入学籍档案，以作为高校招生录取时的参考。

　　争论一直持续到1987年。无奈之下，上海最终采取毕业会考与高考“软挂钩”模式。此时，我已调任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。1988年，普通高中会考制度定型，浙江等一些省份开始推广。1989年至1990年，教育部对此进行了一次深入调查。调查结果显示，实行高中毕业会考的地区，偏科现象得到很好的控制，但片面追求升学率现象依然存在。同时，一个新的争论又开始出现：会考后，虽然考试科目减少，但学生负担依然没有减轻。

　　对于会考增加学生负担的争议，何东昌提出，会考对不能毕业的学生确实是增加了负担，但这个负担是正常的，学生应该承担的。经过多次反复争论，1990年春天，教育部决定全国普遍实行高中会考制度。这样，在高考选拔考试之外，高中教育教学有了一种比较客观的评价体系。

　　本报记者 柯进 整理